第3节(2 / 2)

投票推荐 加入书签 留言反馈

  在各省乡试中,顺天闱为北方最重,江南闱则为南方最重,二省录取举人的名额也是高居前两位。顺天闱之所以排在第一,不过因为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沾了京师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闱能排在第二,则全靠地域人文荟萃、真枪实弹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闱也素来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因而在选派考官方面特别慎重。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钱开宗,是顺治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并寄予厚望。二人临行前,顺治皇帝特意召见,要二人敬慎秉公,并警告说倘所行不正,决不轻恕。不过因为科场积弊已深,之前的处罚又轻微有限,加上汉官素来有欺负满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钱开宗二人跟顺天闱的同考官李振邺一样,并没有太将少年皇帝的话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后,主、副考官方猷、钱开宗自以为天高皇帝远,早就将顺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云外,大肆徇私舞弊。结果榜发后,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士论大哗,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写文章怒骂,还有人写诗嘲讽道:“孔方主试合钱神,题目先论富与贫。金陵自古称金穴,白下于今中白丁。”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南京书肆刚刚刊刻发行的《万金记》一书,万是方猷的“方”字去一点,金字则为钱开宗的“钱”字的一半,“万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钱开宗两考官的姓。书中揭露了主考官纳贿通贿的情形,历历如绘,只是隐去了当事人姓名。
  另外还有一出名叫《钧天乐》的杂剧,也是写科场故事,分上、下两本。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应试落第,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却因财势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图,是“糊涂”的谐音;三鼎甲名叫贾斯文、程不证、魏无知,谐音分别为“假斯文”、“真不证”、“鬼无知”。剧本中有一首《黄莺儿》词:“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孔子弟子,以善于营财著称),原是货殖家风。”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主考官纳贿作弊的行为。下本写天界考试真才,沈子虚遂中状元,并得夫妻团圆,表现了作者的幻想。此剧刚好写成于江南闱发榜后,时人均疑影射科场,每每演出,“观者如堵墙,靡不咋舌骇叹”,“吴中好事者传为美谈”(《钧天乐自记》)。
  方猷、钱开宗二人离开江南回京师,路过常州和苏州时,一路都有人随舟唾骂,甚至投掷砖石,吓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舱中。来时前呼后拥,无比风光;去时却是藏头缩尾,丝毫不敢抛头露面,可谓对比鲜明。
  顺天科场案发后,李振邺等人被处极刑,并株连极广,朝中北方籍大臣刘正宗自然不会放过“荼毒南士”的大好机会。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后,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山西洪洞人)上疏参奏说:“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发榜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为此,他还举出了此事中乘机滋弊、冒滥贤书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钺因与方猷联宗而被取为举人。
  方章钺出身海内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号称“江东华胄第一”,门中数代科第仕履繁盛,声名显赫。方章钺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华,不中举才是咄咄怪事。但阴应节有意选中他为箭靶弹劾,其实是将目标对准了方章钺的背后——其在朝为官的父亲方拱乾(时任詹事)和兄长方玄成(后因避康熙名玄烨改名方孝标,时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方亨咸(时任监察御史)、方膏茂几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他少年聪颖,七岁已经“能属诗文”,二十岁时,诗文为世人称许,与同乡姚孙森等五人并称为“六骏”。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授官庶常。后以翰林身份任东宫(太子)讲官。明朝灭亡后,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顺军俘虏,受到酷刑折磨,后以行贿得免。清军入山海关,李自成弃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乱南归。顺治十一年(1654),因两江总督马国柱等人推荐,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为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学士,后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学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过于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玄成(顺治六年进士)、亨咸(顺治四年进士)、育盛(顺治十一年中举)、膏茂(举人出身)、章钺、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则,即所谓的“文头武尾”——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其时,方氏父子文名震动天下,长子方玄成更是成为顺治皇帝极为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过刘正宗,刘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机会报复。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帝朱由崧过着逐酒征歌、荒淫无耻的生活,同时,也生怕有人夺取他的皇位。清顺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穆虎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份,少年自称是明皇太子。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间,久无消息。高梦箕虽然难辨真假,但却有心投机,心想万一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货可居。于是,他不但不上报,反而急忙将王之明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可是世事难料,这王之明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高梦箕惧怕惹祸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惊失色,急忙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来到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刘正宗当时在弘光朝任职,曾担任东宫讲官,熟悉太子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样熟识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来辨认,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来谣言纷纷,对弘光帝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刘正宗的信誉也大受影响,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实,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过是借以表示对弘光政权的不满而已。
  顺治皇帝当时正为顺天科场案恼火,接到阴应节的奏疏后,赫然震怒。他立即召来方玄成询问究竟。往昔顺治皇帝对方玄成优渥眷顾,都是亲切地称呼他的号“楼冈”,从不直呼其名,还经常说“方学士面冷,可做吏部尚书”,但此刻却是翻脸无情,声色俱厉。方玄成如实告诉皇帝说:他们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历数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从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钺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显而易见,阴应节是诬奏之词。顺治皇帝这才颜色稍缓,但又口气严厉地告诉方玄成说:“此案既然要从严办理,方章钺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况天子正在气头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别的话再不敢多说。
  之后,顺治皇帝暗中打听江南闱的情况,结果宫中太监找来《万金记》和《钧天乐》的刊刻本。皇帝看过后,本来还对其中的情节半信半疑,但听说《钧天乐》是尤侗所写后,立即转变了态度。
  尤侗,字展成,号西堂,江苏长州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后加入吴兆骞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诗写得情真性灵,且在文体上体现出极大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被吴伟业称为“骚坛盟主”。尤侗有一篇写西厢《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时文,深为顺治皇帝赏识。顺治皇帝多次向身边人称赞尤侗,说他是“真才子”,“极善作文字”,还将尤侗极富文采的《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皇帝完全相信《钧天乐》中所描述的科场弊端情形是事实。他因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严办。一道上谕颁行江南:“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试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时任两江总督,两江即江南、江西两省)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方猷、钱开宗当时已经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职下狱,等待调查。同考官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等人是来自浙江各县的举人以及进士出身的知县,也同时被革职,结果相关县地的衙门为之一空。两江总督郎廷佐接到圣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联同漕运总督亢得时,迅速展开了调查。又听说京城同考官李振邺等人已经掉了脑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祸及己身。在这样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实真相还好,查不到事实真相势必要找出几个替罪羊来。
  詹事方拱乾无辜受此牵连,倒也没有惊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阴应节的奏疏不过是凭白诬陷之词,因此明白地声辩说:“臣籍安徽,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录可据。”
  方拱乾父子作为壮年新进的书生,不仅对党争的残酷性知之不深,对当时的时局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士族十分警惕。多尔衮执政时,对汉人大臣一向采取猜疑、压制的态度。前面提到的南北党争中南方大臣陈名夏、龚鼎孳与北方大臣冯铨争斗,多尔衮公然庇护名声很坏的冯铨,就是因为冯铨是最早剃发留辫的汉人大臣之一,远比陈名夏、龚鼎孳对清朝更为忠心耿耿。
  不过,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亲政,立即一改多尔衮的政策,对笼络依靠汉人大臣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顺治九年(1652)四月,顺治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为防止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许满汉官吏互相参劾对方的玩误之处。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内三院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选举贤能之人任职,并特别指明每院应设汉官大学士二员。到顺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学士中只有两名满人,其余都是汉人大臣,直接参与了制定政策、发布政令等国家大事的处理。顺治皇帝还突破了汉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陈规。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皇帝即命汉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务向来由满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时,则由次官代理,从未有汉人掌管印信,以致龚鼎孳接到任命后吓得不轻,战战兢兢地上疏恳求撤去这一任命。但顺治皇帝未予接受,坚持要龚鼎孳接管印信。
  表面上看起来,自顺治皇帝掌权,汉官的地位显著提高了,但这起初不过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现得与他所痛恨的多尔衮不同,之后则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年轻皇帝的骨子里,对汉人大臣的戒备和警惕并未比多尔衮减轻多少。顺治登上皇帝之位并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他幼年即位后,都是其叔多尔衮在殿堂上发号施令。其母孝庄太后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为了避免儿子受到多尔衮猜忌,多次教育顺治皇帝要韬光养晦,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皇帝,心理压抑,脾气暴躁,性好猜忌,后来一旦掌权,则任性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喜欢汉人服饰,喜欢汉人文学,也大力提拔汉人文士,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汉人。
  举例而言,之前提到过,汉人高官陈名夏被杀的引子是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冠,被杀的原因是南方大臣党争失败。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南方战火纷纷,南明李定国正攻打广东,沿海一带的郑成功也蠢蠢欲动,打算联合南明抗清作战。在这样的局势下,陈名夏看到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服后,随口说了句“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顺治皇帝深藏于心的警觉,杀机立现。实际上,陈名夏之死是顺治皇帝猜疑汉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汉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较晚,尤其是清军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制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诸多惨剧,深遭江南士民怀恨,因而较之北方大臣,清廷对南方大臣更不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在清初多次南北党争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惨败的根源。 ↑返回顶部↑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