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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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兆骞因“审无情弊”遭此大罪,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平白遭此大祸的他心情奇差,这可以从他《出关》一诗中窥出一斑:
  边楼回首削嶙峋,筚篥喧喧驿骑尘。
  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
  云阴不散黄龙雪,柳色初开紫塞春。
  姜女石前频驻马,傍关犹是汉家人。
  [清兵入关后,对它的“龙兴之地”辽东地区(今东北)实行了特殊的保护政策——“封禁”,即以山海关为限,严禁关内人出关进入辽东。这种“封禁”政策大约持续了二百年左右。但自清廷定鼎于北京后,大部分丁壮人口都跟随八旗官兵移驻京师,造成了关外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因而被流配到关外的人生活都十分艰苦。]
  一行人三月出发,当年七月十一日才抵达极北苦寒之地宁古塔。有种说法,此地即为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被囚禁的五国城。这里没有房屋庐舍,当地人都是掘地为屋居住。且天气极为严寒,寒风如刀,一直要到五月,地面才解冻可锄,须立即种下蔬菜,六七月便要采食,不然一到白露即枯,到寒露时节,根都要烂腐。
  刚到宁古塔之时,吴兆骞身无分文,生活异常艰辛。他经常独坐柴门,用斧子敲击冰块,然后用冰水煮稗子而食。幸好得到难友方拱乾的关照,“解衣推食,得免饥寒”。吴兆骞由此与方拱乾父子成为患难之交,经常“商榷图史,酬唱诗歌”,“谈诗论史,每至夜分”。这些所谓的流人写下了大量诗歌,成为黑龙江地区最早的诗集之一。
  就在吴兆骞、方章钺被押往宁古塔之时,南方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郑成功称招讨大元帅,率十七万水路大军在崇明岛登陆,开始北伐。一路上清兵不堪一击,望风瓦解。在内地反清志士的引导和帮助下,郑成功军很快攻破瓜州,并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及其所属诸县。六月二十六日,郑成功部前锋已至南京。七月十二日,郑成功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连营八十三处,将南京团团围困。
  消息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吓得六神无主,打算退位逃回关外,外厉内荏的本性暴露无遗。被母亲孝庄太后指着鼻子一番痛骂后,歇斯底里的顺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剑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驾亲征。孝庄太后急忙派众大臣谏阻,顺治皇帝这才没有再闹。
  十分可惜的是,郑成功围住南京后,自以为破城只在旦夕,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释戈开宴,纵情娱乐,致使战机延误,战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南京的两江总督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郑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却积极备战。七月二十三日,郑军将士上下张乐歌舞,饮酒卸甲,为郑成功庆祝生日。郎廷佐趁机派军出击,大败郑军。郑军溃退,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成功败出江南后,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清廷的荼毒。清廷出动人马,在扬州、镇江、苏州、绍兴等地大肆逮捕曾经拥护和支持郑成功的人,数千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清初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绅,情节严重的被斩首,如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曾多次与郑成功私通信息,被处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郑成功退出江南、张煌言孤军无援而陷入仓皇失措时,亲到张煌言军中劝其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也被清廷杀害。情节轻的,也被发配宁古塔为流人。
  可叹的是,正是这些流人一手创建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关东文化。宁古塔是清朝入关前后黑龙江一带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文化贫乏落后,到顺治十二年(1655)时,此地依然汉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书籍。后来清廷大量发配汉人到此为奴,流人带来了大量书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凉的宁古塔变得活跃起来。在流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公推为吴兆骞。他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等,在流人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
  流人还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吴兆骞到宁古塔不久,便与方拱乾联袂同游“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吴兆骞曾写《天东小纪》一文,方拱乾则写有《游东京旧址》等诗,记述宁古塔风物、古迹以及所闻所见,成为宝贵的史料。方拱乾后来根据其在宁古塔的见闻,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一书。其中分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部分,是黑龙江第一部风物志。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正值清廷在江南大兴“海狱”之时,董鄂妃病死。顺治皇帝痛不欲生,开始沉迷于释道。当年九月,他请僧人茆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孝庄太后屡劝不止,以烧死茆溪森为威胁,才迫使顺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但顺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亲信太监吴良辅代替自己出家。三个月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于养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间多怀疑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时年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并颁诏大赦天下。大赦令下后,被流放的盐商之子程度渊由于在京师认捐钟鼓楼,获准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设法筹集了一笔钱,认修京师前门城楼工程,于是一家人就此赎归赦还。
  [不过,方家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继方拱乾举家流放后,其孙与曾孙两代又因文字之祸再次被流放宁古塔。方氏赦归后,方拱乾长子方玄成曾到云南、贵州游历,刚好遇到吴三桂反清,因拒绝接受吴三桂所授官职,被黔抚曹申吉拘留。方玄成假装癫狂发疯,才找机会逃掉。返回江南后,追记在滇黔所见所闻,撰成《滇黔纪闻》一书,内记南明诸多史事。后来方玄成同乡——著名学者戴名世著《南山集》一书,书中关于南明永历朝事多引自《滇黔纪闻》。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皇帝下令有司严查审明,结果发现《南山集》中用了南明年号,清廷由此大兴文字狱。戴名世被斩首;方玄成当时已死,也被开棺戮尸,方孝标之子方登峰并其妻、子方式济一齐发配卜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免予治罪,入旗;出钱刊刻《南山集》的龙云锷、方正玉也被流放。方式济所著《龙沙纪略》一书,后被收入《四库全,是《方舆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方式济的儿子方观承每年都徒步出关探望父亲、祖父,因此而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后来竟然因为阅历官至直隶总督,成为乾隆一朝不经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大吏的极少数汉人之一。]
  方家人走后,吴兆骞的生活更加孤苦艰难。他感慨自己的身世,写下“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之句,由此更加思念江南的故乡,殊不知江南已经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鳌拜等顾命大臣崇尚武治,对江南士民的态度较之顺治皇帝更为激烈。
  先是顺治十八年(1661)春,庄廷私著明史案发。庄廷,浙江乌程(今湖州市)南浔镇人,出身一个巨富而知书的家庭。入清以后,庄廷趁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桢一门败落之际,以银千两将朱国桢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购得,并广聘名士,增补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史辑略》,未及刻印,庄廷就于顺治十二年病故。其父庄允城费时五年,于顺治十七年冬将书刻成,刊行于世。由于书中有诋毁贬斥清朝的文字,如称清太祖为建州都督,直呼努尔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书其年号,相反,于南明隆武、永历则大书特书等等,因而书刊行后,不断有好事之徒前来恐吓,借以勒索钱财。当时归安县知县吴之荣罢官居家,欲通过索诈而偿还八万两赃款以复官。事情不成后,他便指使前任浙江粮道李廷枢向湖州知府陈永命告发此事。不料,陈永命早已接受了庄允城数千金的贿赂,拒不审理。吴之荣恼羞成怒下,将购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廷得悉消息后,遂兴大狱。凡刊刻、参校、藏书、售书者,以及失职之官吏,均株连治罪。此案牵连极广,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后了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初三日,江南“奏销案”起。清军南下时,在江南遭到过激烈的抵抗,是以对江南之地征收的赋税格外重,以苏州、松江等府为最。即使是鱼米之乡,也经不起苛捐杂税的反复折腾,因此往往是旧赋未清,而新赋已近。仅两江总督郎廷佐上任后,在校阅赋籍时,发现江南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已经多达四百余万。但清朝廷因战事频仍,财政窘急,多次严颁催征积欠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了逃避责任,造了一份名册,上面列着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溧阳县绅钤之“抗粮”不交者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要求朝廷按名单严提究拟。清朝廷看到名册后,批示道:“绅钤抗粮,殊为可恶。”经刑部察议后,决定现任官降二级调用,士绅黜革,衙役照章治罪。于是,四府一县之士绅被黜籍者达万余人,被逮者也有三千人,得免者寥寥无几。整个江南为之震动。顺治十六年(1659)的进士第三名(探花)叶方霭,仅因欠银一厘即被黜免,因此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
  [叶方霭,江苏苏州昆山人,与吴兆骞同科中举。之后也被押到北京参加了瀛台复试,不过他顺利通过了考试。]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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