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1 / 2)

投票推荐 加入书签 留言反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场案案发一年后,穆和伦、张廷枢将三审结论奏上:主考左必蕃纵容舞弊,革职查办;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贿判斩立决;程光奎、吴泌等生员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拟绞或枷责;两江总督噶礼卖举无迹,但审案不力,该受切责;江苏巡抚张伯行捕风捉影,诬劾朝廷重臣,当革职论处;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实”,免议。
  这一次的结果可谓煞费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开处置赵晋、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实据的考官、举子,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气。看起来,似乎比前任钦差要厉害得多,但在互参案上,一如他们的前任张鹏翮所奏,称噶礼与舞弊案无关,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皆虚”。
  已经被免职的张伯行倒是依旧无所畏惧,又上了一道奏折,说:“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我张伯行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陛下再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审的结论和张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叹,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多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但他也知道科场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满汉大臣之争,即使再追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没有应张伯行的要求再派钦差审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伦等所审的结果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审。
  四审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见相关官员,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议奏的结果是:噶礼、张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协恭,互相讦参,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礼著革职,免于严查深究,由漕运总督赫寿接任两江总督;张伯行著革职,但留任江苏巡抚。这样,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最终以互参案了结。
  而本已经被从轻处理的噶礼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恼怒母亲曾经在皇帝面前替张伯行说话,与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勾结,暗中在母亲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亲。东窗事发后,被怒其不争的康熙皇帝赐令上吊自尽,色勒奇、干都也被斩首。
  又传说噶礼自尽时向监绞官行贿,因此还没有气绝就被放下来装入了棺材。噶礼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时日,实在不耐烦了,便开口问道:“我可以出来了吧?”谁知道监绞官还没有走,棺材周围还有一些人,看到噶礼突然坐起来,无不骇然。监绞官生怕受贿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将噶礼劈倒,连同棺材一起烧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场案中最后处置结果下达。相关人物安徽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副主考赵晋,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山阳知县方名斩立决;举人吴泌、程光奎,合谋者俞继祖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职;请人代笔者徐宗轼、夹带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责。
  然而,奇事还没有结束。赵晋在处斩的头一天,忽然在狱中病死。一时间,谣言哄传。有人说赵晋是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赵晋好友王式丹杀死一名乞丐,将尸体藏在肩舆(轿子)中,入狱探望时偷梁换柱,以死丐冒充赵晋,而赵晋本人则攀着绳子逃出大狱;还有人说那具尸体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张大。
  张伯行听说后赶来验尸,发现尸体确实不是赵晋,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说:“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康熙皇帝曾经命张伯行等人在苏州审讯王式丹,株连多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赵晋逃走后,“通缉多年无获”,最后连王式丹也被无罪释放。
  求取功名的科场素来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场,布满了荆棘。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江南辛卯科场案在经历一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落下了帷幕,虽然许多隐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过,比较而言,康熙辛卯科场案远不及顺治丁酉科场案那般腥风血雨,这也正是时局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已经走向稳定的标志。
  肆、顺天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外有帝国列强虎视眈眈。
  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内乱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大沽之战。无能的清廷在外国侵略者枪炮的威胁下,签订了《天津条约》。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瑗珲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战火纷飞。清廷为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了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困,率部奋力与清军血战,清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淫、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姓名和来历。红角儿如实回答道:“小的这朋友是满人,名叫平龄,素娴曲调,经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誉满京城,也开始赚包银了。”端华听了大笑,也没当回事儿,转身就将此事当笑话讲给了众宾客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刚好肃顺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寿宴结束后,肃顺开始暗中调查平龄。平龄为镶白旗人,酷爱戏曲,本人戏也唱得不错,经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为京城的名伶。当时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声名噪动京城,平龄号称“赛松林”,可见其名头之响。但戏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平龄此人素来不学无术,却能得中乡试第七名,实在令人起疑。
  当时肃顺一党忙着与柏葰争权,肃顺感觉这是个搞垮柏葰的大好机会,决意利用这次科举的岔子大做文章。于是,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一样,戊午科场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当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给咸丰皇帝,指出本年顺天闱乡试有舞弊行为,共有四件科场违规事发生:“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尤其揭发了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咸丰皇帝正沉迷于圆明园“四春”(四名美貌的汉人女子)的美色当中,但孟传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态严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此案。主审者载垣和端华刚好是柏葰的死对头,由此兴起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科举案。
  [清朝初年,顺治皇帝生母孝庄皇太后为了保证满人的血统,下令后宫禁止“小脚女子”(即汉女)入内。咸丰皇帝喜欢汉女,但不敢违背祖训,所以将汉女安置在圆明园。四春后为懿贵妃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嫉恨,被诬为“内侍匿小脚妇女”,借口执行祖训杀死。此事也成为咸丰皇帝逐渐疏远防范懿贵妃的由头。] ↑返回顶部↑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