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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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江宁前,马新贻曾致信给曾国藩,商议交卸等公事。曾国藩除了按礼节回信外,还给马新贻送去“巡捕郑兴仪一员,戈什哈四名,聊供驱使”。尚未交接,便送去几名保镖,这份见面礼,着实耐人寻味。在这之前,天下人盛传将来继任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人选是其弟曾国荃,就连曾国荃自己也一直认为总督是自己囊中之物。也许曾国藩也如同李鸿章那样,担心马新贻“威望过轻”,湘军由此愤愤不平,“长江从此多故”?
  [曾国藩有一幕僚名邵顺国,邵之妹夫名郑兴仪,一向被曾国藩尊称为“郑世兄”,似乎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未及考证曾国藩所送巡捕即是此人。]
  当年九月二十日,马新贻到达江宁。九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向马新贻交卸关防印信。这期间,江苏巡抚丁日昌和湖广总督李鸿章先后赶到南京,面见曾国藩。曾国藩为此奏请“会商公事,暂缓启程”。
  十一月初四,曾国藩终于乘船离开江宁,据说“金陵士民焚香酌酒以饯送者,填咽街巷”。如此情形,想来马新贻心中也不是个滋味。
  马新贻到两江上任后,立即着手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奏请以宽免钱粮来劝垦招领江南荒废田地,使得编民早得复业。这些措施确实为他赢得了一定民心,他一度很受鼓舞,又提出了“应办最要者六条”,即: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当然,他自己心中最清楚,这六条中,“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三条,其实都是有计划地针对湘军的。
  为了有效地制衡湘军,马新贻还与手中握有淮军的李鸿章暗中结成了联盟。当时,湘军和淮军的军饷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李鸿章为了保留自己的淮军精锐,主动向马新贻求助军饷。马新贻爽快地答应了,大大增加了淮军的军饷,此长彼消,湘军的军饷自然被相应的削减。如此一来,不提马新贻所谓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的秘密使命,单是此一项,便是公然得罪了曾国藩和湘军。军饷减少涉及最切身的利益,湘军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无不因此对马新贻切齿痛恨,甚至包括那些已经退伍的湘军。湘军戾气本重,最终形成了湘军暗斗马新贻和淮军的局面。淮军尚有旧情可念,马新贻则是有怨无恩,首当其冲。
  然而,尽管马新贻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抑制湘军,但他很快就发现他自己确实是过于乐观了。湘军势力根深蒂固,从军队到后勤自成体系,地方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别说他马新贻,就是中央朝廷也绝难撼动。虽然他与李鸿章的淮军暗中结盟,但依旧不过是以军饷的利益为纽带,并非牢不可破。实际上,以李鸿章的性格,马新贻真要出了事情,第一个跑的准保就是李鸿章自己。换句话说,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其实也是在利用马新贻来对付湘军,只不过他在暗,马新贻在明而已。
  在没有有力同盟者和支援者的情况下,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两年多徒劳无功就很正常了。他诸多对付湘军的手段并无任何成效,唯一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他本人与湘军——尤其是与湘军的嫡系和精锐长江水师——嫌隙越来越深。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处理教案不力而身败名裂——传说天津教案本身就是朝中有人有意针对曾国藩——湘军为此愤愤不平,开始在两江滋事。而天津教案还引发了外交冲突,外国列强以军舰聚集于天津和烟台,对清廷进行武力恐吓。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急令马新贻调长江水师布防。本来就有心惹是生非的长江水师自然不肯听从调遣,多有阳奉阴违的事情发生,矛盾和冲突开始表面化了。
  所以,不到一个月后,当刺客一刀刺中马新贻的时候,他感到这是他早已经预料到的结局,才大叫了一声:“扎着了!”
  不过,刀扎中的不仅仅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还有慈禧太后的心痛之处,以及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局。马新贻遇刺后,举国侧目,疆臣人人自危,朝野为之震荡。
  肆、各方反应
  马新贻遇刺后,江宁将军魁玉用六百里飞驿紧急驰奏朝廷。奏折送到北京后,十五岁的同治皇帝看了大惊失色,深感骇异,将这一事件比喻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清雅俊逸如鹤,有唐朝第一美男之称。曾任西川节度使,与名妓薛涛交好。薛涛所得“女校书”的称号,就是他向朝廷奏请所得。唐宪宗时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早朝时,为藩镇派遣的刺客暗杀,号称“唐朝第一惊天大案”。]
  次日,清廷连发了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在设立军机处的同时,还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与“明发”相对应。所谓“明发”,是指皇帝的谕旨由军机处代起草后,先经过内阁,次及于部院,层层下发,无须保密,称为“明发”。而对于需要保密的谕旨,则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本处密封后,直接交给兵部捷报处,用寄信的形式发出,直达收件人,称为“廷寄”(又称“寄信”)。“廷寄”的内容一般均为机密要事,下发时,根据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几种。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封口处盖有军机处的印信,封函的表面均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廷寄”制度的建立,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同时,也使得皇帝摆脱了内阁的约束,使皇帝的意志可以毫无阻碍地直达地方。]
  因一件事一天之内连发四道谕旨催办,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四道谕旨的口气越来越严厉,可见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非同一般,怀疑张文祥背后另有主谋。
  四道谕旨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道——重新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这是恭亲王奕?的意思。第三道给安徽巡抚英翰的密旨也不容忽视。英翰是满人,不属于湘军一系,而且他本人与马新贻交好,可以说,是目前朝廷在两江唯一信得过的实权人物。秘密交代英翰加强防务,实际上就是预防兵变。可见从一开始,湘军就已经被朝廷放到了怀疑的天平上,现在就要看曾国藩的反应了。
  对于曾国藩,执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都对他没有任何好感。曾国藩之掌握兵权,得力于咸丰朝御前大臣肃顺的倚重和推荐。尤其是后来曾国藩得到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全仗肃顺的居间运作。说肃顺对曾国藩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一点也不为过。
  恭亲王奕?一向与肃顺不和。奕?为咸丰皇弟,才干过人,差点被道光皇帝立为皇储,所以一直被兄长猜忌。咸丰登上皇位后不久,勒令奕?退出军机处,改由肃顺取而代之。咸丰皇帝重用肃顺,明显有牵制奕?的意思。奕?与肃顺从此成为冤家对头。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后,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是为同治皇帝。以肃顺为首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受遗诏辅弼幼主,掌管朝政。奕?在皇族宗室中名望最尊,竟然无缘于辅政大臣之列,由此势必要与肃顺等人展开一场权力之争。
  而慈禧太后与肃顺的恩怨,则更加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昔日汉武帝临死前担心“主少母壮,女主干政”,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肃顺曾经以此故事游说咸丰皇帝除掉载淳生母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咸丰皇帝一时心软,未能下手。后来慈禧太后知道究竟后,恨肃顺入骨,务必除之而后快。
  而肃顺之前曾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得罪的人不计其数。戊午科场案中,力主将主考官、大学士柏葰斩首;又弹劾户部宝钞处与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缘为奸,交通舞弊,籍没官吏、商人数十家。他为人刚硬,办事不讲情面,加上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引起不少王公大臣的嫉恨。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相投奔到恭亲王奕?或是慈禧太后门下。其中,就包括手握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胜保。
  咸丰皇帝临死前虽然将朝政交给肃顺等八名辅政大臣,但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清朝初年权臣鳌拜欺君专权的情况,又分授私章“御赏”和“同道堂”给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实际上是给了小皇帝载淳,但由懿贵妃掌管),即后来的慈安和慈禧太后。这两枚私章作为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下达诏谕,必须有二章为印讫。由此杜绝了权臣专政,却也撕开了后宫女人干政的口子。慈禧太后时年二十五岁,没有年轻守寡的悲痛,反而野心勃勃,不甘心朝政大权落于肃顺等人之手。刚好此时御史董元醇上疏,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慈禧太后也一心想效法古人,垂帘听政,遂联合慈安太后,努力与肃顺八大臣及恭亲王奕?争权。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肃顺八大臣,要求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勃然抗论”,并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双方争论激烈,吓得同治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遗溺后衣”。这便是清朝著名的“垂帘之争”。最后,肃顺等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理由,驳回了董元醇的建议。但慈禧太后并未善罢甘休,开始在朝中寻找新的联盟力量。
  就在慈禧太后、肃顺八大臣以及恭亲王奕?三方明争暗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肃顺心腹幕僚王闿运写信给曾国藩,劝他与肃顺联手,率湘军入北京,阻止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曾国藩表面对这封信没有作出回应,但内心未必没有大起波澜。
  就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主动联合恭亲王奕?,在北京发动了辛酉政变,抢先逮捕以肃顺为首的八名顾命大臣。慈禧太后本想以贪污罪置肃顺于死地,不过抄家时才发现肃顺各处家产加起来不到二十万,连恭亲王奕?的十五分之一都不到,最后不得不定了个“假传圣旨”的罪名。八名顾命大臣中,肃顺处刑最重,被立即押赴菜市口斩首,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被迫自尽,其余人则被革职。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由于慈安太后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自此,这个少年丧父、青年丧夫的女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之后长达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她还将经历中年丧子、晚年丧国的不幸。
  墙倒众人推,肃顺败亡后,僧格林沁趁机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曾国藩对此十分不满,慨叹说:“天下无真是非。”以他阴冷虚矫的性格,加上为人之谨慎,出此言语十分罕见,可见他对肃顺并非如传说中那样没有任何感情。
  [咸丰十年(1860),英法两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掠夺更多的特权,开始积极筹备侵华战争。当年春天,英法两军陆续开到中国。六月中旬,英法联军舰队两次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当时,清朝负责天津一带防务的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将全部重兵布置在大沽,在北塘一带只埋设了一些地雷,没有布置任何防务。此情况被先期到达渤海湾刺探清军情的俄使伊格纳切夫得知后,密报给英法联军。于是英法联军决定自北塘登陆,再抄袭大沽炮台后路。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顺利登陆北塘,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沽炮台立即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七月初三,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镇守北岸炮台的清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台将士顽强抵抗后,全部壮烈殉国,北炮台最终陷落。驻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已去,率部撤往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在英军的威胁下,将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拱手交给英法联军,自己也逃回天津。僧格林沁撤回天津后,认为天津“较之大沽,不啻天渊”,更难扼守,于是将天津炮台大炮拆下,连夜运回北京,小炮及绿营官兵则撤至通州。此举相当于将天津拱手让给了英法联军。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入驻天津,因与清廷谈判无结果,又继续向北京逼进。咸丰皇帝一面派人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防堵。谈判破裂的当日,僧格林沁兵败,通州失陷,英法联军继续向西推进。八月初八,咸丰皇帝自圆明园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抵达北京城下,负责防卫的僧格林沁不战自溃,退往西郊圆明园。英法联军尾追不舍,于次日占领圆明园。在进行大肆抢掠后,侵略者放火焚烧了这座世界名园。]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不遗余力地铲除肃顺党羽,对肃顺一手扶持的曾国藩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当时湘军势大,清廷又需依赖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是以慈禧一直对曾国藩和颜悦色,除了示好笼络外,别无他法可想。
  慈禧太后派人抄肃顺的家时,发现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全国各地官员与肃顺的往来书信,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等地方政要无不在其中,却偏偏没有曾国藩的。之前肃顺当权时,幕府中有著名的“湖南六子”,其中的王闿运更是与曾国藩交情匪浅。而肃顺“平日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国藩)之识量”。这样一个被肃顺经常挂在嘴边的人,却没有一封往来的书信,这是相当可惊可怖的,若非深谋远虑、心机深沉之人,绝难做到。虽然曾国藩由此摆脱了与肃顺的党朋瓜葛嫌疑,但其心计与远见,无疑更让慈禧太后耿耿于怀、坐立不安。后来慈禧太后调曾国藩到直隶、派马新贻到两江,表现得迫不及待,就是不安的明证。
  除此之外,清朝自立国以来,便严格防止汉人掌握实权。后来虽然不得已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官员,清朝显贵心底深处却依旧是汉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使用、不可信用的观点。尤其是对坐大一方的曾国藩,其人有野心独步天下的谣言不绝于耳,怎么能令慈禧太后睡得安稳?正因为她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才将曾国藩这条潜龙从两江的深海中捞出,搁置到了直隶的浅滩上,但现在又要重新放龙入深海,这又是什么道理?
  马新贻遇刺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慈禧太后刚刚丧母,正处于悲痛之中,身体也不是很好,政事由恭亲王奕?处理。奕?与慈禧当时正处在面和心不和的时期,他也知道马新贻是慈禧心腹,负有追查太平天国宝藏的秘密使命,因而不敢多说马新贻一案,只是提议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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