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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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传闻是张文祥“为天地会复仇”说。
  传闻说,张文祥曾经是湘军鲍超部下。鲍超是有名的湘军将领,其部号称“霆字营”,为湘军主力,不过军纪败坏,经常公然掠夺地方民众,号称“所过残灭如项羽”。张文祥加入霆字营后,由于作战勇猛,受到鲍超赏识,被提拔为新兵营哨官。当时湘军内部时兴结盟自保,不少人都是哥老会成员,霆字营也有哥老会组织,张文祥加入了哥老会,并成为一个小头目。湘军后期,霆字营受哥老会煽动,在湖北金口闹饷,发生哗变。张文祥趁乱逃到天目山,躲进一座寺庙里。刚好寺庙长老是天地会首领,以出家人的身份做掩护,指挥山下的天地会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张文祥知道真相后,加入了天地会。后来马新贻任浙江巡抚,在宁波、台州大肆“剿匪”,捕杀了不少天地会成员。寺庙长老十分痛心,便委托张文祥杀马新贻为天地会会友报仇。
  这是第一个公然将刺马案与湘军联系起来的传闻。
  第四种传闻是“洋教”说。
  传闻说,马新贻在上海与小刀会作战时受了伤,在董家渡医院治疗时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上任两江总督后,与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郎怀仁来往密切,关系极为特殊。安庆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到江宁同马新贻交涉,马新贻对罗淑亚极其友好,一切照法国人的要求办理。事后,马新贻与安徽巡抚英翰联衔发布告示,极力宣扬天主教的善行,劝人维护外教,并勒石竖碑保卫天主教。马新贻又派兵保护在江宁等地的天主教堂。同治九年(1870),江宁发生反洋教活动,组织者是提督陈国瑞。陈国瑞还得到了江苏布政使梅启照的暗中支持,帮助印刷了大量宣传传教士残杀中国幼童的材料。马新贻知道后十分生气,派兵捉拿陈国瑞。陈国瑞逃离江宁,经扬州到天津,参加了反洋教的活动,并得到了醇亲王奕的支持。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传教士及驻华公使公开以武力威胁,要求惩办陈国瑞,但由于醇亲王的庇护,被军机处敷衍过去。马新贻被刺杀后,传教士反应强烈,镇江城里的传教士还公然为他搞悼念活动。刚好张文祥供词中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说法,又因为如没有内线指引,张文祥根本就无法进入马新贻由校场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枪林立之中,一刀杀了两江总督大人。于是,江宁城中又流传着是醇亲王奕和陈国瑞指使张文祥刺杀了马新贻。而更为离奇的是,陈国瑞后来被发往黑龙江齐齐哈尔当差,于光绪八年离奇死于黑龙江戍所,风传他是被人杀死。
  [同治八年(1869)初,法国天主教教士韩石贞(plerre hende),英国内地会教士密道生、卫养生等人来到安庆,以超低价格强行购买民房,拆除后改建为教堂,由此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当年五月,湖南反教揭帖(传单)传到安庆。当时正值府院考试,安庆府各地文武考生云集于此,看到揭帖后群情激奋,对外国传教士强取豪夺的行径十分愤怒。到了九月,考场附近贴出了揭帖,号召大众在某个日期一起去拆毁教堂。九月三十日,英教士密道生、卫养生乘轿赶到安庆府署,要求查办散发揭帖之人。民众和考生听说后,十分愤慨,武举王奎甲率众捣毁了位于西右坊、东右坊英法传教士的住所,密道生、卫养生逃入安庆府署,韩石贞连夜乘船逃往上海。这就是安庆教案。当年十月初三,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和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联合对清廷进行要挟。为了达到恫吓的目的,罗淑亚还与法国水师提督一起率六艘兵船赶往上海,又派四艘兵船赶赴江宁,另派两艘兵船经安庆、九江至汉口查办教案。清廷立即屈服,立即命两江总督马新贻等迅速结案。马新贻对罗淑亚的无理要求一一答允:将安庆城内的官地或仓廒衙署拨给教会作为堂基;赔偿损失四千元;惩办“肇事首犯”等。]
  曾国藩本人就是在天津教案上栽了个大跟头,与洋人有关的一切都令他避之如虎。而醇亲王奕是恭亲王奕?亲弟,慈禧太后亲妹夫,正受太后力捧,广结八旗子弟,整顿神机营,隐有制约湘、淮两军的用意,是个绝对碰不得的人物。因此对于这个版本的故事,他不愿意相信,也不敢追查。
  第五种传闻是“督抚不和”说。
  传闻说,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花三千两银子买通张文祥,谋杀了马新贻。
  江苏巡抚为两江总督下属,管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驻在苏州。之前,太湖水师哨勇徐有得、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当晚,徐有得、刘步标二人闲逛妓院,刚好遇到丁日昌族人都司丁炳、范贵等人。双方因为争夺一名美貌妓女起了冲突,打起架来。刚好苏州亲兵营游击薛荫榜带兵巡夜,将滋事的双方都抓了起来,各打四十军棍,以示警戒。偏偏徐有得很不服气,结果又被加打了四十军棍。这件事就此了结。
  不料四天后,徐有得伤重而死,事情一下子就闹大了。江苏巡抚丁日昌为了表示自己公正,主动上奏,自请议处。此时他还不知道当天晚上在妓院参与打架的还有自己的儿子丁蕙蘅(时为候补道员)和侄子丁继祖,后来知道事情经过后,后悔莫及,但也无可奈何。
  朝廷将案件交给了两江总督马新贻处理。马新贻接案后,倒也十分认真地秉公处理,但丁蕙蘅始终不肯来江宁投案,派人前去传唤,丁日昌则推托说儿子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而实际上,许多人亲眼见到丁蕙蘅在巡抚衙门进进出出,毫无顾忌。这期间,丁日昌多次向马新贻请托,希望他高抬贵手。马新贻认为丁蕙蘅拒不投案是故意藐视自己,又因丁日昌是曾国藩亲信,十分警惕,置之不理。就是从这个时候,“督抚不和”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
  由于丁蕙蘅拒不到案,此案拖了将近一年也无法结案。马新贻十分恼怒,决定强行结案,将丁炳、薛荫榜、丁蕙蘅、丁继祖等人都处以革职,并判出款一万两白银以安置死者。丁蕙蘅仗着父亲是江苏巡抚,坚持不肯归案,马新贻也有办法处理,上奏请交朝廷议处。
  以上全部是真事。四十天后,马新贻遇刺。最可疑的是,马新贻遇刺当天的阅射,按照惯例总督和巡抚都要参加,但江苏巡抚丁日昌却并未到场。他已经在刺马案发生前夕自苏州赶赴天津。
  不过,丁日昌赶赴天津却是奉旨所为。当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被全国上下痛骂,曾国藩感到难以支撑,便上奏请求另派大臣赴津协同办案。于是清廷选中了有“洋务能员”之称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下谕令命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办理教案,因其路远,难以速至,又命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赴天津。
  奇怪的是,丁日昌接到谕令后,没有立即赶赴天津,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四日。当时,从苏州到达天津需要十天左右,也就是说,丁日昌是在马新贻遇刺前十天就离开了苏州,并且刚好在刺马案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到达了天津。一下船,丁日昌便直奔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正是在当天,江宁大雨,马新贻阅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上午,身在江宁的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于回府衙的路上的时候,在天津,曾国藩正赶去回访丁日昌,秘密交谈了近一天。
  第三天下午,马新贻因伤势过重而死时,曾国藩正在午睡,还在日记中记录当时的心情是“心不能静”。丁日昌随后赶到直隶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谈,直到深夜。
  刺马案后,丁日昌一直滞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的上谕到达。当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残民媚外”,备受中外抨击,回任两江总督能够将他从泥潭中拉出来,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曾国藩与心腹反复商议后,决定以身体多病为理由,固辞两江总督。不料朝廷的态度十分坚决,有病也必须去两江。
  此时,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总督马新贻被刺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关,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还说,“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属吏或难兼采,京师相距较近,亦必有所传闻。”连京官都这么说,可见“督抚不和”的传言流传很广,绝非一日之功。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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