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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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 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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