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 / 5）
“跟一个花瓶有关，”波洛说，“一个放满花的花瓶。”
“一个放满花的花瓶？”罗伊娜·德雷克似乎有些迷惑。接着她的眉头展开了。“哦，当然，我知道了，对，有一个装着秋叶和菊花的花瓶，放在楼梯拐角的桌子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玻璃花瓶。那是我的一件结婚礼物。里面的叶子都有些枯萎了，有一两朵花也是。我记得我是在从大厅经过的时候注意到它的——那时晚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依稀记得，但我不是特别确定。我走上去，把手伸进去，发现肯定是哪个粗心的人把花放进去之后忘了放水了。我很生气。所以我把它拿进盥洗间，装满水。可我能在盥洗间看到什么呢？里面没有人。我很确定。我以为会有一些年龄大点儿的男孩儿女孩儿在晚会期间做些无伤大雅的举动，美国人称之为拥吻，但是当我抱着花瓶进去的时候里面确实一个人也没有。”
“不，不，我不是指那个。”波洛说，“我听说发生了一起事故。花瓶从您手里滑落了，掉到大厅的地上摔碎了。”
“哦，对。”罗伊娜说，“摔得粉碎。为此我非常伤心，我说过，那是一件结婚礼物，而且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花瓶。它够沉，装秋天的花束什么的也能稳稳的。我太笨手笨脚了。手一滑，它就从我手里掉出去，摔到了下面大厅的地上。伊丽莎白·惠特克小姐正好站在旁边。她帮我捡起了碎片，并把碎玻璃扫到一边，免得有人踩到上面。我们先把它们扫到了一座老时钟的后面，等稍后再清理。”
她询问地看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事件吗？”
“是的，”波洛说，“惠特克小姐怀疑——我觉得——您怎么把花瓶摔下去了呢，她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吓到您了。”
“吓到我？”罗伊娜·德雷克看着他，伴随着沉思，她的眉头又皱到了一起，“不，我不觉得我被吓到了，没有。那就是一时手滑，有时刷碗的时候也会发生，真的，就是因为太累了。那时我已经很累了，准备晚会、主持晚会什么的。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我必须说。我曾经那么觉得——哦，那就是累极了的时候笨拙的举动。”
“您肯定没有任何事吓到您？没看到什么出乎您意料的事？”
“看到？在哪儿？在大厅？我没看见大厅里有什么。那会儿大厅里没人，因为大家都在玩抓火龙，除了，当然，除了惠特克小姐。我觉得在她过来帮我清扫之前我都没注意到她。”
“您看没看到什么人，也许，正要离开藏书室？”
“藏书室……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的，我能看见那扇门。”她停了很久，然后用既坦诚又坚定的眼神看着波洛，说，“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藏书室，”她说，“没有人……”
波洛很怀疑。她说这些话的方式让他更坚定地认为她没有说实话。她肯定看到了什么人或什么事。也许门只打开了一点点，只能模糊地看到里面有个人影。但是她否定得很坚决。为什么她这么坚定呢？他想知道。因为她一时不愿意相信她看到的那个人在门后做了什么犯罪活动？一个她关心的人，或者，一个——似乎更可能是——一个她想保护的人。那个人，刚刚度过童年阶段，她认为那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波洛相信她是个强硬的人，也很正直。他觉得她和很多女人是同一类型，她们通常是治安官，或者管理法庭或慈善机构，或者投身于过去所说的“慈善事业”。她们又过度地相信情有可原，随时准备——非常奇怪——为未成年罪犯开脱罪责，比如青春期男孩儿，反应迟钝的女孩儿，觉得他们也许已经——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被“管教”了。如果她看见从藏书室出来的是这类人的话，很可能罗伊娜·德雷克的保护本能就开始发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儿童——可能是很小的孩子，七岁、九岁之类——犯罪并不是前所未见，而且如何处理少年法庭上这些似乎是天生的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
“您不认为惠特克小姐可能看见有人进藏书室了吗？”德雷克夫人提示道。
波洛颇有兴趣。
“啊，您认为可能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她可能瞥见有人进藏书室了，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之前，所以当我把花瓶弄掉了的时候，她就认为我可能也看见那个人了，也许我看清那个人是谁了。或许她只是匆匆瞥见了那人一眼，并不确定是谁，所以不想猜测是谁，以免不公平。也许是一个小孩或者年轻男孩儿的背影。”
“您是不是认为，夫人，那是一个——一个孩子——男女都有可能，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青少年？您不确定是上面哪一种，但是可以说，您认为这个案子的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一类人？”
她在脑海中反复思量。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我还没彻底想明白。我觉得现代社会的犯罪似乎很多都和青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愚蠢地想要报复，想要毁灭。还有那些破坏电话亭、刺破汽车轮胎等，想要伤害他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厌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这个时代的症状。所以我觉得，当遇到一个孩子无端在晚会上被溺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猜测凶手可能是还不用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您同意我的话吗？就是……就是，好吧，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解释，不是吗？”
“我想，警察和您的观点一样，或者说曾经一样。”
“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警察很能干。他们破获了好多案子。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放弃。我觉得他们能查明这个案子，尽管可能不会很快。这种案子好像通常都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调查取证。”
“这个案子的证据很难搜集，夫人。”
“是的，很难。我丈夫被害时，他的腿瘸了。他正在过马路，一辆车冲过来，把他撞倒了。他们一直没找到凶手。我的丈夫——也许您不知道——六年前我丈夫得了脊髓灰质炎而半身不遂了。后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但腿还是有些跛，所以当有车向他飞驰而来的时候他很难躲开。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尽管他总坚持不让我陪他出去，不让任何人陪着，因为他讨厌让护士照看他，妻子也不行。他过马路的时候一直很小心。虽然这样，事情发生之后人们还是会很自责。”
“那是在您姑母去世之后吗？”
“不，她是在那之后不久去世的。这就叫祸不单行，不是吗？”
“的确。”赫尔克里·波洛说。他接着问：“警察没有找到撞到您丈夫的车吗？” ↑返回顶部↑
“一个放满花的花瓶？”罗伊娜·德雷克似乎有些迷惑。接着她的眉头展开了。“哦，当然，我知道了，对，有一个装着秋叶和菊花的花瓶，放在楼梯拐角的桌子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玻璃花瓶。那是我的一件结婚礼物。里面的叶子都有些枯萎了，有一两朵花也是。我记得我是在从大厅经过的时候注意到它的——那时晚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依稀记得，但我不是特别确定。我走上去，把手伸进去，发现肯定是哪个粗心的人把花放进去之后忘了放水了。我很生气。所以我把它拿进盥洗间，装满水。可我能在盥洗间看到什么呢？里面没有人。我很确定。我以为会有一些年龄大点儿的男孩儿女孩儿在晚会期间做些无伤大雅的举动，美国人称之为拥吻，但是当我抱着花瓶进去的时候里面确实一个人也没有。”
“不，不，我不是指那个。”波洛说，“我听说发生了一起事故。花瓶从您手里滑落了，掉到大厅的地上摔碎了。”
“哦，对。”罗伊娜说，“摔得粉碎。为此我非常伤心，我说过，那是一件结婚礼物，而且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花瓶。它够沉，装秋天的花束什么的也能稳稳的。我太笨手笨脚了。手一滑，它就从我手里掉出去，摔到了下面大厅的地上。伊丽莎白·惠特克小姐正好站在旁边。她帮我捡起了碎片，并把碎玻璃扫到一边，免得有人踩到上面。我们先把它们扫到了一座老时钟的后面，等稍后再清理。”
她询问地看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事件吗？”
“是的，”波洛说，“惠特克小姐怀疑——我觉得——您怎么把花瓶摔下去了呢，她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吓到您了。”
“吓到我？”罗伊娜·德雷克看着他，伴随着沉思，她的眉头又皱到了一起，“不，我不觉得我被吓到了，没有。那就是一时手滑，有时刷碗的时候也会发生，真的，就是因为太累了。那时我已经很累了，准备晚会、主持晚会什么的。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我必须说。我曾经那么觉得——哦，那就是累极了的时候笨拙的举动。”
“您肯定没有任何事吓到您？没看到什么出乎您意料的事？”
“看到？在哪儿？在大厅？我没看见大厅里有什么。那会儿大厅里没人，因为大家都在玩抓火龙，除了，当然，除了惠特克小姐。我觉得在她过来帮我清扫之前我都没注意到她。”
“您看没看到什么人，也许，正要离开藏书室？”
“藏书室……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的，我能看见那扇门。”她停了很久，然后用既坦诚又坚定的眼神看着波洛，说，“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藏书室，”她说，“没有人……”
波洛很怀疑。她说这些话的方式让他更坚定地认为她没有说实话。她肯定看到了什么人或什么事。也许门只打开了一点点，只能模糊地看到里面有个人影。但是她否定得很坚决。为什么她这么坚定呢？他想知道。因为她一时不愿意相信她看到的那个人在门后做了什么犯罪活动？一个她关心的人，或者，一个——似乎更可能是——一个她想保护的人。那个人，刚刚度过童年阶段，她认为那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波洛相信她是个强硬的人，也很正直。他觉得她和很多女人是同一类型，她们通常是治安官，或者管理法庭或慈善机构，或者投身于过去所说的“慈善事业”。她们又过度地相信情有可原，随时准备——非常奇怪——为未成年罪犯开脱罪责，比如青春期男孩儿，反应迟钝的女孩儿，觉得他们也许已经——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被“管教”了。如果她看见从藏书室出来的是这类人的话，很可能罗伊娜·德雷克的保护本能就开始发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儿童——可能是很小的孩子，七岁、九岁之类——犯罪并不是前所未见，而且如何处理少年法庭上这些似乎是天生的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
“您不认为惠特克小姐可能看见有人进藏书室了吗？”德雷克夫人提示道。
波洛颇有兴趣。
“啊，您认为可能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她可能瞥见有人进藏书室了，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之前，所以当我把花瓶弄掉了的时候，她就认为我可能也看见那个人了，也许我看清那个人是谁了。或许她只是匆匆瞥见了那人一眼，并不确定是谁，所以不想猜测是谁，以免不公平。也许是一个小孩或者年轻男孩儿的背影。”
“您是不是认为，夫人，那是一个——一个孩子——男女都有可能，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青少年？您不确定是上面哪一种，但是可以说，您认为这个案子的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一类人？”
她在脑海中反复思量。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我还没彻底想明白。我觉得现代社会的犯罪似乎很多都和青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愚蠢地想要报复，想要毁灭。还有那些破坏电话亭、刺破汽车轮胎等，想要伤害他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厌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这个时代的症状。所以我觉得，当遇到一个孩子无端在晚会上被溺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猜测凶手可能是还不用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您同意我的话吗？就是……就是，好吧，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解释，不是吗？”
“我想，警察和您的观点一样，或者说曾经一样。”
“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警察很能干。他们破获了好多案子。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放弃。我觉得他们能查明这个案子，尽管可能不会很快。这种案子好像通常都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调查取证。”
“这个案子的证据很难搜集，夫人。”
“是的，很难。我丈夫被害时，他的腿瘸了。他正在过马路，一辆车冲过来，把他撞倒了。他们一直没找到凶手。我的丈夫——也许您不知道——六年前我丈夫得了脊髓灰质炎而半身不遂了。后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但腿还是有些跛，所以当有车向他飞驰而来的时候他很难躲开。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尽管他总坚持不让我陪他出去，不让任何人陪着，因为他讨厌让护士照看他，妻子也不行。他过马路的时候一直很小心。虽然这样，事情发生之后人们还是会很自责。”
“那是在您姑母去世之后吗？”
“不，她是在那之后不久去世的。这就叫祸不单行，不是吗？”
“的确。”赫尔克里·波洛说。他接着问：“警察没有找到撞到您丈夫的车吗？” ↑返回顶部↑